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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哦？速讲！”李世民目光灼灼。

    “陛下可知，如今长安东西两市，胡商云集，海外珍奇，如犀角、象牙、珊瑚、香料、宝石，乃至昆仑奴，交易频繁，获利颇丰？”李毅问道。

    “略有耳闻。”李世民点头，“然市舶之利，多为胡商与少数豪强所攫，朝廷虽收市税，却远不及交易本身之利。”

    “正是。”李毅道，“臣以为，朝廷可效仿前隋，于广州、泉州、明州等港口，设立‘市舶司’，专司管理海外贸易。凡外来商船，须至市舶司登记报备，查验货物，按值抽解，或由朝廷优先‘和买’（以官价收购）部分紧俏货物。如此，朝廷可直接掌控海外贸易之利，抽取的税金与和买转售之利，足可弥补当下亏空，更有盈余充实国库！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不仅如此，朝廷还可组建官营船队，招募熟悉海路之工匠水手，购置或建造坚固海船，主动出海，与南海诸国、乃至更远的波斯、大食交易。以我大唐之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换取其金银、香料、珍木、乃至……高产耐旱之新作物种子！此乃一本万利，且能惠及长远之举！”

    市舶司！官营海贸！

    这想法在李世民与几位重臣听来，既觉大胆，又感新奇。前隋确有类似机构，但未成体系，且隋末动荡早已荒废。如今李毅提出系统设立市舶司，并主动组建官营船队出海，将海外贸易从被动收税变为主动经营，这思路无疑更具进取性。

    长孙无忌沉吟道：“此法……或有可行之处。然组建船队、招募人手、购置货物，初始投入不小，且海上风波险恶，若遇海难或他国劫掠，损失亦大。眼下国库空虚，恐难承担此等风险。”

    “风险与收益并存。”李毅道，“初始投入，朝廷或可发行‘海贸债’，许以一定利息，向民间富户募集。待船队获利，连本带利归还。亦可挑选几家信誉良好、实力雄厚之大商贾，许以部分专营之权，令其出资组建船队，朝廷派员监督，按比例分成。如此，朝廷无需投入巨资，便可坐享其成，亦能将海贸纳入监管。”

    发行债券！官督商办！

    这几个概念，更是让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陷入沉思。这已超出了他们惯常的治国思路，但细想之下，却又觉得条条可行，尤其是“官督商办”，既能利用民间资本与经验，又能保证朝廷控制权与利益。

    魏征却皱眉道：“重商逐利，恐坏人心。若人人皆思泛海求富，谁还安心耕织？且与外邦交通过密，奇技淫巧、奢靡之风涌入，亦非国家之福。”

    “魏大夫此言差矣。”李毅看向魏征，语气尊重却坚定，“耕织乃国之根本，自不可动摇。然商业互通有无，亦是富国强兵之道。昔管子曰：‘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’。若百姓困顿，国库空虚，空谈仁义，何益？海贸所得，可补农耕之不足，可丰国库之仓储，可用于赈灾、养兵、兴修水利，使耕者更安于耕，织者更乐于织。至于奢靡之风，关键在于引导与教化，而非因噎废食，断绝与外界的往来。我大唐乃天朝上国，当有海纳百川之气度，以我之文明，化彼之蛮荒，方显煌煌气象！”

    “好一个‘海纳百川’！”李世民听得心潮澎湃，忍不住赞道。李毅这番话，既务实又宏大，深合他欲开创前所未有之盛世的心志。“玄成，承钧所言不无道理。治国当变通，不可拘泥古法。海贸之利若真能如承钧所说，解我当前之困，惠及长远，便是良策！”

    魏征见李世民心意已动，且李毅所言也确有道理，便不再固执己见，只是道：“若行此策，法规监管须极严，以防官吏勾结商贾，损公肥私，祸害地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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